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汪谦干 刊名:安徽史学 上传者:贾建东

【摘要】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40年代的中国”。本文从民国政治、民国经济、民国社会与文化、民国人物等几个方面对这次会议主要内容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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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40年代的中国”。到会的学者有60余人,共收到论文40余篇。本文拟对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一、民国政治研究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现了由民族战争向民主革命战争的转变。过去有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往往从特定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缺乏整体性。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做了总体性的思考。他认为,在40年代,中国的主题是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抗日战争胜利,使中国民族独立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坚持独裁统治,并妄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致使内战硝烟再起,使中国丧失了迈向现代化的机遇。在40年代,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在解放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但中共在新中国建立后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未能自觉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从而使我国走上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总之,40年代的历史对国共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通过对40年代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执政党的政策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陈景彦(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日本战败投降问题。他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战败和对日本的投降所起的作用不应该混同。日本投降的基本原因可以说就是其战败的结果,这里有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的原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不能说是主要的,至少不能说是首要的原因。在这次研讨会上,有较多的学者研究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政治决策及执行情况。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了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初期因应的全过程,认为它有得有失。当胜利不期而至之时,国民政府尚能予以较为迅捷之因应,并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大体掌控着纷繁之局面,重建其对收复区之统治。但也有明显的失策,主要表现在接受缺乏事先周密规划,并有若干私心自用之政策,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之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同时,对中共挑战之因应缺乏总体战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企图未能实现,军队部署在付出相当代价后仍不尽理想。田玄(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对20世纪40年代第一个五年中国民党组织基础整合绩效进行了估价,认为在前40年代,尤其是1927年国民党分共“清党”后,总体上党基扩大,实际上是与党脱节的军人基础的扩张。再造党基的高层决策虽出自30年代末,但急剧扩大始于40年代。这时期国民党党基貌似年年膨胀,实际上其组织基础却呈现出年年崩塌的状态,党基的薄弱化和虚伪化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王奇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以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前后为视点考察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派系角逐与权力嬗蜕。他认为,与30年代相比,40年代的派系更趋多元化和公开化,冲突更加肆无忌惮和毫无节制。随着派系斗争的推演,中委名额逐届递升,衍变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循环局面。六大在将国民党派系纷争推向极至的同时,亦预示着国民党江河日下的颓势和无可挽回的末运。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新的角度研究了皖南事变善后及后果。他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实际上并未有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地消灭新四军军部的蓄谋。事变的发生固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要求中共军队限期北移的强硬态度有关;但它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与中共方面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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